在周恩来总理弥留之际，曾经于半昏迷状态之中不断重复一句话，经身旁工作人员仔细聆听才得知这句话的内容：“我不是叛徒！”
历经数十年沧桑风雨的周总理，为何会在心中对这句话耿耿怀呢？后来经工作人员查阅史料才发现，让周总理无法释怀的这件事情，应该就是1932年2月，由中统特务头子张冲一手炮制的“伍豪”事件。
事情的大概经过是：1931年，中央特科高级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出卖了我党上海地下组织的所有机密。所幸我党早先安插在中统内部的钱壮飞提前将消息通知到李克农，我党上层组织才幸免于灭顶之灾。
周恩来当时是上海地区乃至整个的最高负责人，因此中统特务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抓住周恩来，但他们最终与周恩来擦肩而过。
对此，上海中统的主要负责人张冲懊恼不已，他不甘心这么好的机会竟然一无所获，所以他便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陷害周恩来，并挑拨我党内部关系，已达到削弱我党的目的。
本来这只是敌人的一个阴谋诡计，但当时革命环境和革命形势非常恶劣，我党内部出现了很多叛徒。例如当时我党主要领导人向忠发，不听组织命令而被逮捕，被捕之后随即叛变。
因此，当时党内对于政治审查非常的严格，并且极为敏感。顾顺章的叛变使得我党上海地下组织几乎全部崩溃，工作陷入停滞。
顾顺章叛变只是个偶然事件，但作为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组织上会例行对周恩来进行审核检查，而恰在此时，各大报刊纷纷刊登出了“伍豪”的消息。
“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时期使用过的笔名，后来在工作中也提起过，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媒体整天到处宣传伍豪，对我党一些同志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对周恩来的质疑之声持续不断的增加。这件事情给当时的周恩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带来了不小的伤害。
此事本就是捕风捉影，所以后来也就没有了下文，周恩来仍然继续担任我党核心领导职务。但“伍豪”的余波并未消失，党内一直有人在质疑这件事情。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周恩来还特地在大会上针对这件事情做了详细的报告，可见此事影响之深远，十年都未曾消除。建国之后，曾经有一名老中统的特务被捕之后，供述了当年张冲编造“伍豪”事件的经过，也证明了周恩来的清白。
可是1967年某些人在天津翻出了早年的旧报纸，无意中发现了“伍豪”事件的声明。在明知道知道周恩来是清白的情况下，却偏偏在这上面大做文章。
直到1972年在会议上明确下令，不许任何人在“伍豪”事件上诬陷周总理，至此此事才算划上句号。可是周总理此时已经深受其害长达五年之久。
由此能够准确的看出，类似的党内叛变谣言对于我党高层领导的影响有多么深，多么大。发动特务也很熟悉我党的情况，因此受张冲的影响，很多人都妄图利用诬陷、捏造挑拨我党内部关系。
1937年冬天，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周恩来在武汉参加了一个黄埔师生之间聚餐。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饭局之上已经设好了陷阱等着他。
组织这次聚餐的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康泽。此时的康泽已经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复兴社别动队负责人，可谓是飞黄腾达，达官显贵。
康泽在20岁的时候考入了黄埔三期，在人才济济，高手如云的黄埔，康泽的成绩并不突出。但是此人在进入黄埔之前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要在仕途上闯出一番天地。
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言行举止非常老道沉稳，很有官腔，远超他这个年龄应有的形态。后来同窗才发现，他是处处在模仿汪精卫。
康泽并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人，也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因此他在黄埔学习非常刻苦，态度也很朴实，得到了教员的认可。
康泽是个有主见的人，他看准了蒋介石将来前途无量，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全国领袖。所以，他处处留意蒋介石的讲话和课程，凡是蒋介石的演讲和训示，他都会认真工整的整理到笔记本上。
不仅如此，他还会经常拿出这些记录加以熟读、背诵。据说康泽经常放弃休息时间，在教室里刻苦用功。
有一次蒋介石在学生假期巡视教室时，发现了独自温习功课的康泽，走近一看，康泽背诵的竟然是自己的演讲稿。
蒋介石询问康泽几个问题，康泽以标准军姿，响亮、完整地回答了他。蒋介石很满意，对康泽有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还派康泽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莫斯科期间，康泽曾经想在那里组建党部，结果被苏联拒绝。但此事被蒋介石得知，对康泽大加赞赏。
1931年，蒋介石召集心腹告知他们应该建立一个类似于苏联“契卡”的特工组织，也就是后来的“克格勃”，当时的翻译名称为“格柏乌”。
这些心腹总共有十三个人，分别是：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也就是后来常被世人所提起的，蒋介石手下十三太保！
随后，蒋介石便让贺衷寒起草章程，让康泽起草纪律条款，准备组建这一情报机构，康泽还为它起了一个名字“复兴社”。
复兴社就是军统的前身，这一组织成立之后，贺衷寒负责政训；康泽负责特别行动队；戴笠负责情报特务。
尽管现在的文章和影视作品中很少提到康泽，但在当时康泽绝对是个响亮的名号。
首先，他的别动队影响很大，在数次对红军的“围剿”行动中，别动队多次深入苏区，对红军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的和屠杀。我们现在提及那时的“”非常大程度上就源于这个别动队。
康泽本身也很有特色，自从他成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整个人的心态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从前那个认真朴实，刻苦钻研的康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魔鬼。
也许是相由心生，据说那时的康泽表情很严肃，面貌也很凶恶，尤其是那双眼睛。即便是第一次见面，他也会盯着对方的眼睛直勾勾的看，一看就是几十秒，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无论是谁，见了他都感觉心里发毛。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也足见他对蒋介石的心里摸的一清二楚。
在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中，只有两个人是可以不经通报而立即进入总裁办公室的，一个是戴笠，另外一个就是康泽，当时被人称为“康戴二公”。
并且，康泽的地位要高于戴笠，蒋介石甚至有意将康泽当做接班人来培养。不过后来帮助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康泽的美梦才算破裂。
康泽知道周恩来到达武汉之后，便邀请了几名黄埔军校的同学，以师生重聚的名义，共同向周恩来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周恩来尽管非常繁忙，但是顾及康泽是政府高官，并且深受蒋介石信任，时值国共合作谈判之关键时刻，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李克农是继顾顺章之后，周恩来手下中央特科的全面负责人，我党的情报工作大部分由他负责总体指挥。除周恩来直接单线联系的少数顶级特工之外，我党所有潜伏人员都在李克农的掌握之中。
因此，李克农对内部非常了解，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此次赴宴周恩来带上李克农，实际上也还是为了防备康泽这个铁面狐狸。
当时蒋介石已经表态要与达成二次合作，并且周恩来是方面的全权代表，公开来到陪都武汉与国民政府谈判，国府方面必须保护他的安全。
尽管如此，作为周恩来安保负责人的李克农还是对当晚的赴宴做了周密安排。中央特科的特工早已提前对饭店进行了暗查，随行的护卫人员也全部乔装打扮，暗中保护。
进入饭店之后，李克农收到暗号，一切正常，护卫人员也已经在附近埋伏，如发生意外情况，能马上进行支援。
康泽早早的就在前厅等候，周恩来一进入饭店，康泽立即快步向前迎接，热情亲切的称呼周恩来：“周主任，多年不见，别来无恙……”
的确，周恩来在黄埔的时候，与这些学生的关系很熟络，他们对黄埔，对那段激情岁月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周恩来也被他们有所感染。
康泽对于李克农的出现，多少有些惊讶，毕竟他不是黄埔毕业生，但此人在内部的地位举足轻重，此次随周恩来同至，绝不可等闲视之。
几人互致问候，然后康泽引领周恩来进至饭店包间之内，这家饭店当晚就被康泽包场，不再招待其他客人。
宾主分别落座之后，周恩来向康泽等几位黄埔同学介绍了时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的李克农，当时李克农还有另外一个秘密身份，长江局秘书长，负责机要、情报和电讯等工作。
康泽对李克农这一个名字并不陌生，虽然未曾直接打过交道，但他知道李克农情报方面的负责人，也是他们复兴社最大的对手。
康泽此人面相凶恶，平时表情又非常严肃，给人以凶神恶煞的印象，但是当晚他却始终堆着笑脸，这让陪酒的几名军官感到既反常又好笑。
康泽微笑着对李克农恭维：“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之首，李克农，克公。久仰久仰！”
康泽是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复兴社即军统前身，而且康泽和戴笠都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二人关系密切，所以他早就知道李克农。
当然，李克农对康泽要更了解，在李克农的档案柜里，至少有数千名我党特工潜伏在内部。而军统则是李克农的重要目标，对这个创始人，他自然要知己知彼。
康泽明白，周恩来带着李克农前来很重要一方面缘由是顾虑到安全问题，不过康泽当晚并没有要加害周恩来的计划，因为蒋介石不允许。
宴席之上，康泽非常热情，与周恩来、各位黄埔同学一起回忆当年黄埔旧事，说到感动之处，甚至热泪盈眶。
康泽在席间谈笑风生，对分寸拿捏的也十分精准，只聊同窗旧事，丝毫不提党派之争，这也避免了产生尴尬。
周恩来的酒量不错，到了后半段更是来了兴致，与康泽等人推杯换盏，逐渐有了些醉意。
李克农不是黄埔系，对他们的往事也插不上话，只是在一旁陪酒，因此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此时，李克农发现康泽在暗中向几位同窗使眼色，他们便一个接一个的向周恩来敬酒，周恩来正在兴头上，来者不拒。看来他们是想把周恩来灌醉，李克农担心万一周恩来醉倒在这里，后面会有麻烦。
于是，主动端起酒杯对他们说：“诸位，周副主席今天喝得已经太多了，剩下的酒我替他喝！”
康泽见周恩来并未反对，李克农既然站起来了，这个面子就必须得给。于是便端起酒杯向其敬酒，二人一饮而尽。
接下来，剩下几人便轮番向李克农敬酒，康泽等人与李克农都是军队里的人，与他喝酒便也不再客气，都是大杯一口干。
李克农也毫不含糊，来者不拒，全部都是一饮而尽，让周恩来、康泽包括另外几名军官都不住称赞：好酒量，痛快！
康泽本想他们几个人可完全把周恩来灌倒，但是没有想到中间杀出个挡酒的，更没想到周、李二人酒量竟如此了得。
康泽心里直纳闷，戴笠那边的人不是说共党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吗，从哪儿练出这么好的酒量？
不过，周恩来、李克农确实喝得不少，并且兴致也起来了，一桌人聊得好不热闹。
最后，康泽醉醺醺地说：“周主任、克农兄，今日一聚，三生有幸，我等生逢乱世，他日不知何时再能相见。我提议，咱们几位兄弟一起合影留念，二位意下如何？”
在当时，合影留念很流行，周、李兴致很高，也没有拒绝，几人便在酒店之中，脸上带着酒气一起拍了张合影。
散席之后，李克农便陪同周恩来回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喝得确实有点多，第二天还要处理很多工作，回去之后就休息了。
李克农随后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多年的职业习惯，让他时刻都不敢放松警惕，并且直觉告诉他，今晚的事情总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但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他一时也想不出来。
于是他便泡了一壶浓茶，然后把窗户打开，让深夜的冷风吹到自己额头上，以便尽快清醒过来。
在喝下一壶浓茶之后，李克农冷静地把今晚的事情，在脑子里重新过滤了一遍。整个宴席期间，似乎并没什么问题，康泽他们除了敬酒，并没有过分为难。
但李克农心里那个小疙瘩总也解不开，肯定有不对劲的地方，不然自己不会这么纠结。
突然之间，他想到了最后康泽提议合影时，眼神中似乎闪过了一丝狡黠。可以说，整个宴席过程中，康泽尽管在演戏，但叙旧、敬酒也还是真诚的。
可是在他的提议得到周恩来同意之后，就在那一瞬之间，他的眼神深处闪过了一丝得意，这分得意之中又透露出一丝诡异。
醉眼朦胧的李克农不可能把如此短暂的一个小细节观察得那么仔细，这是在长期工作中培养出的职业直觉，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就这么一种埋藏在潜意识深处的奇妙感觉，时刻提醒着李克农，今天的聚餐有问题。
李克农开始分析这张照片，也许这只是康泽一时兴起，单纯合影留念。但若不是，一张照片能干什么呢？
能干的事情很多。的媒体完全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说周恩来与李克农达成某种协议；抑或编造周、李二人早在数年前就与方面有联系，他们只需要在冲洗照片的时候随意写个日期，就能迷惑世人的眼睛。
如果是那样，一张照片足以在内部掀起一场大风浪，甚至让周恩来、李克农无法正常进行工作，并且后患无穷。
李克农又想到了当年的“伍豪”事件，对周恩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消除。
想到这里，李克农立即叫来行动组的负责人，让他们连夜查清楚，康泽在哪里洗照片，一经确认立即报告。
李克农一夜未眠，坐在窗边等待消息，天亮之后，行动组回来报告，康泽往常都在一家照相馆冲洗照片。
到达照相馆之后，李克农单独进入，他扫了一眼柜台上一摞底板，然后告诉老板，昨晚他和康泽长官一起喝酒，后来拍了一张合影，据说今天送来冲洗了。
康泽是照相馆的老主顾，但他自己很少来，都是派手下或者家人来，照相馆老板一听，也没有怀疑，于是把今天清晨康泽派人送来的底板拿给李克农。
老板告诉他，这是今天一大早送来的，还没有来得及冲洗，你要看就先看看底板吧！
康泽拍照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相机，这种相机使用的是玻璃底板，一次只能拍一张。底板就在玻璃片上成像，然后再进行冲洗照片。
李克农拿到之后，仔仔细细地观察了底板内容，的确就是昨晚的那张合影。于是他假装在房中看不清楚，要拿到外面借着太阳光看一下。
来到外面，李克农将底板高高举起，然后“一不小心”底板在他手中滑落，掉在石板路面上，摔的粉碎。底板一旦破碎，就无法再冲洗照片了，李克农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李克农随后进屋，不住地道歉，实在不好意思，手一滑，底板摔碎了，我来赔偿。说着就掏出了一摞钞票。
老板见底板摔碎了，很是为难，这位康泽长官凶得很，万一他要不高兴了，这小小的照相馆就要倒霉了。
李克农劝慰老板，别担心，我和康泽长官是朋友，我去跟他说是我不小心打碎的，他不会为难你的，我们以后再重新照就是了。
康泽下午就得到了消息，说底板被人打碎了，这个人戴黑框眼镜，八字胡，身材微胖，安徽口音。
康泽一听就知道是李克农，对着手下大发雷霆，煮熟的鸭子飞了。但他也明白，在这方面他不是李克农的对手，现在人家已经看破了玄机，自己也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
此事解决之后，李克农向周恩来做了详细汇报，周恩来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以后，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了建议，今后凡我党重要领导人未经允许不得在公开场合随意照相，尤其是和方人士一起。
此后，周恩来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负责与国民政府对接工作，由于有了此次的经验教训，特务类似的阴谋便再也未曾奏效！
